它悬浮在太空中，象征着大国无远不届的浩瀚疆域，传递着一个民族并吞天地的超然信心，代表着一个文明冉冉升起的全球威慑。

　　它比对手预想的整整提前了二十年，运用着远比国际空间站更先进的技术，迫使对手推翻一系列部署重上赛场。

　　从望尘莫及，到后来居上，中国空间站是怎样逆袭崛起的？以空间站为核心的中国载人航天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历程？中国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点之低、起步差距之大、发展过程之曲折，我们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1966年5月，钱老在中央专委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651工程会议上，初步向周总理提出发展载人航天的构想，并在会议上原则通过。

　　1966年，我国的GDP是767.2亿美元，美国是8150亿美元，10.6倍差距。

　　这一年，我们的中央财政支出是339.1亿元，而美国联邦政府光拨给太空总署这一家单位的预算，就足足有59.3亿美元，约合当时人民币146亿元。

　　整个60年代合计下来，NASA的总预算，相当于我们同期中央财政总支出的37.0%！

　　我们相当于是用几十分之一的国力，和几百分之一的预算，加入这场难度最大的比赛的。

　　说中国载人航天起步是小米加步枪，可能还是高估了，说起步主要是靠一股志气和骨气可能更准确。

　　1966年，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还只是钱老脑海里的一张蓝图，而美国通过回形针行动秘密引进的纳粹天才科学家冯·布劳恩团队，已完成了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多次试验，离登月只差一步。

　　如果把载人航天当做一场万米长跑的话，我们相当于在美国和苏联穿着最好的跑鞋跑完四千米的时候，才穿着草鞋开始出发。

　　我查了一下数据，六十年代中期，我们财政支出中的农业和社会福利两项，竟然是在下降的，说明当时整个国家确实已经紧绷到极点，只能压缩这两大项的经费。

　　过去我们常听到“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建设”，这句话一定不是文艺的说法，而是事实。

　　但是紧绷也得上，因为苏美两国空间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给我们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国防压力。

　　高精尖领域一旦弃守，今后追赶难度只会慢慢的大，到时世世代代的腰杆都很难挺直起来。

　　这不是好大喜功，而是因为导弹、卫星和载人航天基础原理 ，本来就是一脉相承。

　　这是一种融合了中国人远见和才干的精打细算，日后将发展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重点项目开发模式。

　　1965年3月，钱老提出著名的“八年四弹”规划，即在1965-1972年八年时间内，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以及远程洲际导弹。

　　1968年1月8日，在综合考量载人航天对美苏两国所有的领域的全面带动作用后，钱老正式向中央提交启动载人航天工程的方案。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8月初，双方在新疆铁列克提再次冲突。

　　苏联何曾受过这样的恶气，随即凭借强大的洲际核导弹技术，和外太空拍摄的数以万计的高清照片，扬言将动用核弹对我国多个重要军事基地和工业城市开展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就在这一年的7月14日，毛主席亲自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方案，工程代号714。

　　比如的研制就是596工程，核潜艇是09工程，卫星是651工程等等。

　　第一艘载人飞船的名字定名为曙光一号，它代表了中国人开发太空、造福人民的雄心壮志和殷切期许。

　　如果按部就班地推进，714工程是有希望的，因为当时两弹一星和中远程导弹都已经成功了，载人飞船的基础条件比苏美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一号和水星号成熟。

　　苏联从1957年发射第一颗卫星到1961年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用了四年，美国也是用了四年。为了体现中国的制度优势，上级要求像研发一样比苏美用时更少，因此最终决定：三年载人上天！

　　显然，这是一个特殊年代政治挂帅的典型产物，完全脱离了科学规律和国家基础。

　　很快，全国80个单位、400多位专家就被突击集中到北京，空军也开始从歼击机飞行员中秘密筛选航天员，最终从1800人里挑了20位精英。

　　这一年，中国的GDP是912.4亿美元，苏联是4555.8亿美元，美国则成为人类首个GDP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的国家，GDP高达10385亿美元。

　　显然，以当时中国还很薄弱的综合国力，在三年内完成载人航天这样一项超级工程是不现实的。

　　加上正值特殊混乱时期，载人航天所需的经费预算、人才队伍、技术储备、工业基础、组织网络无不捉襟见肘，因此714工程进展特别坎坷。

　　以运载火箭为例，其原型是七机部一分院正在研制的远程导弹，改型后为了呼应上海造反派发动的“一月风暴”夺权行动，因此命名为风暴一号。

　　为了赶上时间节点，风暴一号从设计、生产准备、试制，到第一台发动机试车，仅用了4个月时间；随后从大型试验，到总装出厂，仅用了11个月。

　　结果，由于没有吃透关键技术、严把质量关，风暴一号1973-1974年两次试验，发射全部失败！

　　最终，鉴于工程耗费人财物力十分巨大，距离成功又遥遥无期，继续投入下去恐怕会拖累全局，中央在得到毛主席“先搞好地球上的事再说”的表态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于1975年3月宣布工程下马。

　　此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漫长的沉寂期，宝贵的技术团队也不得不裁撤调转。除相关医学领域外，航天部门所有单位都停止了载人飞船的研究。

　　在强大国力加持下，苏美载人航天技术一日千里，中国航天人只能把未酬的壮志埋在心底。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自古以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空有补天术，苦无报国门。

　　但是，和自怨自艾的古代士子不同，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新中国的航天人没有垂头丧气。

　　他们在转岗之前完好封存了所有资料，把载人航天第一次冲锋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一并留给后来人，然后转身毅然奔赴下一个战场。

　　多年以后，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取得成功，714工程的老人们接受媒体采访时，纷纷为当年的奋斗岁月流泪，这泪水里，有不甘，更有欣慰。

　　八十年代初期，冷战的阴影仍笼罩着全世界，苏联在出兵阿富汗之后，又在欧洲边境举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顶级规模的军事演习——“西方-81演习”，苏军五十多万陆海空精锐部队，携各型高精尖武器倾巢而出，特别是强大的战略核力量展示，极大震撼了北约国家。

　　为了应对苏联的战略核威慑，同时诱使其进入太空军备竞赛的无底洞，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3月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想拉上尽可能多的国家，在高中低轨道、远中近距离形成多重导弹防御体系，最大限度保障美国的安全。

　　计划中的太空部分，美国准备建造自由号空间站来牵头，负责高轨道预警、统筹、指挥。

　　作为和苏联关系紧张的最大邻国，中国无疑是遏制苏联的最佳前线，但中国不可能给美国架设反导系统的，怎么办？

　　当时我们迫切希望发展火箭技术，来发射各种经济发展急需的应用卫星，所以航天议题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而美国的想法则是，中国加入空间站就等于上了战车，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过去有些人说，当时美国是真的好心邀请中国一起前进的，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是很天真的想法，美国当时是一边和大陆谈合作，一边向台湾卖军火，台湾省现在还在用的F-5E战斗机，就是美国那两年卖的。美国人靠分裂和战争起家，以中制苏的手段就和以台制陆一样明显，这点都看不出来分分钟是要栽大跟头的。

　　我们当然知道美国打的什么算盘，但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改革开放才是当时最大的中心任务，和美国走近有利于服务这个中心任务，所以我们也就着手这项准备。

　　为了淡化政治军事色彩，避免刺激苏联，航天部特地选择了海滨旅游城市秦皇岛，算是一个历史小细节。

　　1986年3月，王大珩（珩héng，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光学之父）、王淦昌（淦gàn，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奠基人之一）、杨嘉墀（墀chí，两弹一星元勋、空间自动控制学家、中国自动检验测试学奠基人）、陈芳允（两弹一星元勋、无线电电子学家、中国卫星测控奠基人）四位功勋元老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目光如炬的四老，在报告中精准把握了现代科技突破的关键点，将“载人航天研究”列入中国未来国防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得到了中央的坚定支持。

　　杨嘉樨杨老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早上，张劲夫（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把我们四个人叫到去商量这个（863计划）问题，当时他就问了我们要多少经费，当时我们几个人好像也说不准多少。王淦昌稍微有一点儿经验，他就说了个1000万。张劲夫马上就说这个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国家批准了100个亿。我们四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要知道，当年全国中央财政收入总共才2122亿元，整个国防费用也才201亿元，中央几乎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这笔预算。

　　为的就是尽快接触国际最尖端的科技，反过来再用这个第一生产力带动整个国家发展。

　　（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中央为此不得不忍痛停掉了一些大项目，这个今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讲）

　　随后，经过几个月筹备，1987年2月，国防科工委正式组建“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代号863-2。

　　一路负责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就是怎么送上去的问题，代号863-204；

　　一路负责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就是送什么上去的问题，代号863-205。

　　两个月内，航天部、航空部、国家教委、中科院、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纷纷响应，60多家单位、2000多科学技术人员提出11种运载技术方案。专家组筛选后，5种备选方案进入最终比拼。

　　但是，谁也没想到，中国载人航天的第二次出击，最终就卡在这个运载问题上。

　　中国作为航天领域的后发国家，走技术引进道路无疑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因此技术问题背后，往往牵涉国际政治问题。

　　比如当年的东风一号，就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直接仿制P-2而成，少走了很多年弯路。

　　从4：1的备选方案来看，能够准确的看出当时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走美国技术路线，根源则在于认为中美蜜月期还能持续一段时间。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遭遇了第一次改革阵痛，价格闯关失败、抢购风潮、、改革阻力接踵而来！

　　雪上加霜的是，在西方阵营遏制政策的绞杀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像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最后，最强大的堡垒——苏联竟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苏联一垮，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图穷匕见，马上调转枪口，死死勒紧对中国全面制裁的绳索，想要一举也置中国于死地。

　　形势汹汹，载人航天工程自然要放一放了，更何况美国已经在制裁中关上了自由号的大门。

　　当然，美国关上大门对我们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考虑航天飞机，而是全力以赴搞飞船，也就避开了后面美国航天飞机屡出问题而全部退役的弯路。

　　但是，离开了加入空间站这个目标，中国载人航天还搞不搞？怎么搞？能不能搞得成？

　　毕竟，当时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一条困境求生、长远发展的道路，载人航天显然不是最紧急的事情。

　　一个细节就是，当204专家组带着飞船和飞机两派意见，去请教已经退二线的钱老时，钱老说：上不上载人航天，现在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不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人员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到了1990年11月，历经四年曲折终于完成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策略》提交中央。

　　最终经过讨论，中央确立了中国载人航天“不能不搞、不能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的基调。

　　这一年，中国的GDP是3902.9亿美元，美国是58031亿美元，差距扩大到14.9倍。

　　中国中央财政支出的科学事业预算是44.7亿元，美国是66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183.4亿元。

　　对内在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也实现了外交突围，国家重新走上正轨。（这一段扭转乾坤的历史十分精彩，我们以后再开一篇详细讲）

　　1991年1月30日，对推动载人航天工程决策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在北京召开。

　　钱老关于“还上不上载人航天”的问题，也写在这份《建议》中，意思是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会后，军委副主席向中央提交了《航空航天重大情况系列报告》，在报告中他写到：

　　“最近几年来，许多专家都希望中央尽快下决心搞载人航天技术，建议中央下决心干起来，不要再拖延。经济是个大问题，但二十多年的时间，每年分担出也是可行的，实在当前财政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拿出点也得干。妥否请批示。”

　　3月1日提交的报告，3月7日就到了总理桌上，总理圈阅，并批示：此事由专委讨论后报中央。

　　3月9日，江圈阅，批示已阅，意思是同意按总理的意见执行，先成立专委会，然后形成正式报告，报送中央。

　　3月15日，总理召见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任新民及专家组代表，开始着手准备专委会报告。

　　专家们重点讲解了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唯一的飞船方案，以及所需30亿元投资和6-7年研制周期的初步排布计划。

　　3月中下旬，航天部成立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研究工程的实施方案和研制分工问题，成员包括19位经验比较丰富的航天专家。

　　4月初，航天部召开讨论会，研究《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并要求航天一院、五院、八院三个总体单位深入论证，提出各自实施方案，择优选用。

　　从5月起，航天部先后邀请数批俄罗斯航天专家来华讲学，重点介绍俄罗斯在发展载人航天，特别是研制“联盟号”飞船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这估计是中国航天史上工作效率最高的一年，航天战线生怕在错过一丝机会，工作常常通宵达旦。

　　1992年1月8日，专委会形成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载人航天是必要的，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

　　于是，会后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联袂，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组长任新民，副组长王大珩和屠善澄。

　　1992年5月，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不顾已经签约的其他12个国家，单方面宣布对自由号停止拨款，理由是苏联已经解体，星球大战计划和自由号已经失去了围堵意义。

　　气得NASA局长特鲁利在众议院狂骂议员们破坏了美国航天的国际合作，极度影响美国的威信。

　　这次会议是中央立项会议前最后一次专委会，十分重要，因此每个到会的专委成员都要在会议纪要上签名。

　　随后，会议纪要报送中央、国务院、审议，同时也抄送给已经退休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1992年9月2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专题审议专委这份正式报告。

　　这是一场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由江亲自主持，中央、科学家、部委等负责人全数到会。

　　会上，常委们一一发言，总理说：“载人航天，我们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不搞很难再前进一步，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一个项目。如果钱不够，2000年奥运会不申办了也要办这个事。”

　　“发展载人航天是个大事，大家同意，我完全同意，下决心搞！搞这项工程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今天我们就做这样一个决策，发展载人航天！”

　　“这个事要静静地搞，多干、少说，只干、不说，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有事可直接向中央报告”。

　　于是，载人航天工程就以开会日期为代号，正式立项为921工程，纳入总装备部编制。

　　全国110多个研究院所、3000多个协作单位和数十万工作人员，开始了秘密远征。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要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即“争8保9”。

　　第二步，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驻人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作为自动控制系统和人造卫星工程双料专家，搞中国人自己的载人航天工程是屠老毕生的梦想。

　　可惜的是，屠老已于2017年5月6日离开我们，未能亲眼见证中国空间站的最终建成。

　　既保持了小步快跑的节奏，又和整个国家发展相得益彰，后来神舟和天宫的一系列成果，果然和这个战略规划惊人吻合！

　　1991年12月28日，长征三号发射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时，因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提前关机，发射失败；

　　1992年12月21日，长征二号E发射澳普图斯B2卫星，火箭起飞后约48秒爆炸，多名科研人员抢险过程中被灼烧致伤；

　　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发射国际通信卫星708，火箭在飞行22秒以后，坠地爆炸，造成8死57伤的重大事故；

　　到1997年，中国航天签的商业发射合同，已经到了不得不接受对方公司以下条件的地步：

　　如果长征系列火箭在任何发射中再出问题，无论是不是和本合同有关的型号，合同都自行终止！

　　在当年的环境下，没有商业合同，中国航天的资金会更加捉襟见肘，很多计划都将延迟甚至取消。

　　于是，浩如烟海的资料被重新拿出来，一条一条公式重新验算，一份一份图纸重新审查，一个一个零件重新检测，一道一道工序重新组装。

　　连续的成功，把笼罩在航天战线头顶的阴霾一扫而空，中国航天终于扬眉吐气了！

　　于此同时，美国在废弃自由号空间站计划之后重新搞的国际空间站，也开始了建设。

　　这一年，中国的GDP是10194.7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美国是87470亿美元。

　　中国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为466亿元，美国是75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251.4亿元。

　　中国的科研经费正在以远高于GDP发展的速度提高，八年时间悄悄翻了十多倍。

　　载人航天这场万米长跑，双方差距还是四千米，不同的是，现在中国终于换上跑鞋，开始发力了！

　　111秒，逃逸塔分离；123秒，四个助推器分离；155秒，一二级分离；197秒，整流罩分离；454秒，二级关机；569秒，二级游机关机；572.5秒，船箭分离。

　　发射成功了！前一年刚刚建成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楼，响起一阵热烈的欢呼！

　　1999年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式向全国人民报道这个重大喜讯，举国一片欢腾！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正式突破载人航天技术，成为继俄、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沃尔夫条款》：禁止与中国进行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的联合科研活动。

　　随后，NASA迅速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科研人员参加当年11月4日在加州举行的国际天文会议，第二届开普勒科学会议。

　　2011年11月1日，加州国际天文会议开幕前3天，神舟八号升空，与天宫一号成功完成对接试验。

　　从2000年到2020年，美国的科研支出平均每年增长4.3%，同期中国的支出每年增长超过17% 。

　　2020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24426亿元，历史上首次超越美国。

　　中国航天，好样的！另外，我始终相信，两弹一星、航母、歼20、空间站等如此高科技的项目都能成功，高精度光刻机，只要国家出手，也一定能研制成功！只是呢，国家还在集中力量做更重要的事，光刻机还没提上议程！没什么困难，可以难倒刻苦朴实智慧的中华民族！

　　好文章，把中国航天发展的历史讲清楚了。是一篇鼓舞人心的好文章，航天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这些专家们是我们的荣耀